陈独秀是以保守的民主主义者的身份步入中国政治舞台的。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党正式成立以后的最初6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曾对中国革命、对宣传马克思主义作出过最重要贡献。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罪了右倾错误，1927年在党的八七会议上被撤消了总书记职务。1929年被解聘出党，1932年被国民党被捕，1937年抗战愈演愈烈后被获释。

此后，他磨难艰辛，逃难流落到了四川。他的晚年凄风苦雨，令人感叹，却给人们以种种救赎。四处逃难1938年8月3日下午，一艘小客轮在江津靠岸了。

一块相接一块的木跳板上，颤悠悠地收缩着一条长龙似的人流。裹挟在人流中的陈独秀，穿一件白布衬衣，一条阴丹士林蓝布长裤，烈日炎炎，他用一把蒲扇横菩在头顶上。

这位年将近六旬且患上高血压病的老者，经过小客轮上五六个小时的摇晃，早就疲惫不堪，尽管身边有年长的妻子潘兰珍搀扶着，但他的脚步早已显著有些跟着了。无情的岁月，使这位昔日的斗士显得龙钟老态。他头上已略略谢顶，短发里黑白相间，一张白净的长方脸上，再配了皱纹，低了颧骨。

唯有他那落下的剑眉，凸抿的嘴角，优美的目光和柔软的鼻梁，仍散发出一股锐气和倔劲儿。一年前，抗日战争愈演愈烈。

在全国人民完全一致抗日的强烈要求下，经过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的有力斗争，蒋介石获释了一大批政治犯。8月23日中午，面色苍白的陈独秀带着一丝矜持的微笑，神态自若地步出有国民党南京模范监狱的大门，完结了他第5次逮捕近5年的铁窗生活。陈独秀入狱时，曾想要去延安，他托人转达中共派驻南京的代表，解释自己已瓦解托派的组织。

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回应拥戴，并回应不愿在党的领导下工作。他还特地写出了一封信，并草拟了抗日的七条纲领，托人转交中共中央。据捎信人罗汉告诉他陈独秀，博古看了陈独秀的信后曾回应，陈的纲领与党中央所确认的抗日路线并无大的分歧。

林伯渠、周恩来、王若飞、叶剑英等对陈独秀的重返亦做到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在王明、康生等人的阻碍下，陈的心愿最后落空了。

上海的托派的组织告诉陈独秀入狱后，数次邀他返沪主事，重整旗鼓，却被他严词拒绝。至于对国民党当权者抛过来的高官厚禄的诱饵，陈独秀堪称不屑一顾。入狱的当天，陈独秀拒绝接受了国民党中央党部招待所优等房间的殷勤宴请，而住进当年北大学生傅斯年家中。

旋即，傅家住宅遭日机的空袭，陈独秀又寄住到另一位北大学生陈钟凡家。一个月后，国民政府迁往武汉，陈独秀亦随之寄居到武昌一老友家中。怎料武昌公安局长蔡孟坚经常来流连，假以嘘寒问暖实则盘查质问，弄得陈独秀十分沮丧和憎恨，欲迁至汉口德润里同住。

www.gs5000.cn由于战局好转，国民政府又从武汉搬到到重庆，陈独秀又回到陪都，同住在吸烟委员会主任李仲公的办事处，后又改住到上石板街的川原公司主任黄氏家中。大大的迁移、流落，使装载着家室、拖着病躯的陈独秀完全痛不过气来。

山城的严寒高温，日本飞机的频密轰炸，以及多如蚊蝇的特务，更加使陈独秀无法安宁。在客居江津的友人邓仲纯再三邀和劝说下，陈独秀不得已抱着寄居寄居看的心情，与妻子再行一次走上了旅途。抵达江津后，陈独秀回头下跳板，之后叮嘱脚夫把行李暂置路旁，他抬眼张望一起。

灼人的阳光，使得陈独秀头昏眼花。等着等着，一团火气可不从心底冒了出来，他自言自语地说道：夺命，仲纯怎么连个影子也不知？不是谈谈来接船么？邓先生，他着一身半旧花缎旗袍的潘兰珍欲言又止。在她的圆脸上，早已乌兰出有一层细细的汗珠。

仲纯会无故失约的。我们就按图索骥去找吧，好在告诉他的住址。男子汉着小他20多岁的妻子那副失望的模样，陈独秀可不松下变长的脸，轻言恳求着潘兰珍。在陈独秀的心目中，邓仲纯那副眼镜后的双目，总有一天流溢着诚恳。

他是清代着名书法家邓石如的重孙，作为安徽同乡，曾与陈独秀一道求学日本，尔后，又一道回国参与过革命。陈独秀夫妇边走边问，好不容易才寻找江津城关的黄荆街83号，这儿是邓仲纯开办的延年医院。入到会客厅，一名护士装扮的中年女人，趁此机会忙不迭地打洗脸水、让座、沏茶，然后急匆匆地跑去禀报邓太太。从护士口中，陈独秀方知邓仲纯失约系由临时有门诊出外了，心中的一股火气一下子歧义了。

想起总算寻得了一个可信的挚爱，将要与阔别多年的老友相见，一丝笑意显露在陈独秀的嘴角。又过了好一阵，那位护士面带上失望磨蹭着踱进门，讷讷地告诉他客人说道：哎呀！陈先生，邓太太说道她身体不难受，不便会客会客？！陈独秀一时间讶异，睁大双眼，好半晌进不得腔。大姐，你没有说道，我们是邓先生邀请、邀来的吗？潘兰珍闲了，想起话来结结巴巴的，连声音也小得听得不确切。

唉，邓太太说道，她这儿房子凸，请求你们另外看看法子唉，陈先生、陈太太，你们看啷个筹办喔？我们邓太太的脾气，你们难道是不告诉的听得了护士的几句话，陈独秀真为样子置身于冰窟再行被一瓢冷水由头淋下。潘兰珍抱住地咬着下嘴唇，很久真是一句话。邓太太仍然是将陈独秀当成危险性分子避而远之的。早在1919年6月，那天，当陈独秀在北京一家屋顶花园向上抛撒传单被伏击的一群卧底抓获时，楼下的邓仲纯仍在台球场内旁若无人地把传单一张一张地挨次放在茶桌上。

要不是被遣丢下的陈独秀无意大吐大嚷，以暗号通报，那天的邓仲纯当然也出了军警捕捉的又一个猎物。获知此事，惊吓极大的邓太太经常在丈夫面前喋喋不休，列当是责怪。两年后的一天，陈独秀领着一个陌生人，极为谜样地住进邓仲纯家中。

此事因邓仲纯再三交谈，除确保宴请好两位客人的住宿外，还得千方百计保证他俩的安全性，弄得邓太太整天提心吊胆，好生不悦。后来她才告诉，那个陌生人叫瞿秋白，他和陈独秀是一道去苏联的邓太太对这些旧事总是耿耿于怀，心有余悸。今日正巧她家先生出外，邓太太心一横，之后新人奖了来客一个闭门羹。

好，好！我们回头。我宁可暴尸街头，也不愿相赠邓太太篱下！陈独秀临走时忿忿然地嘟哝了一句，他的脸色也由绯红并转到铁青。陈独秀仍然考虑到小客栈的破旧和可怕，在那儿买下了一间单房。

4天后，经过另一位同乡方孝远的讲解，陈独秀夫妇住进了东门郭家公馆的一间屋子。稍作安歇后，陈独秀即给客居回国渝的三子陈松年发来一信。陈独秀在给儿子的信中，绝非感叹地略述了江津的这一段遭遇：三日返此，不但用具仅有无，屋也没了。

方太太到渝，谅已告诉他了你们，倘非装载行李多件，次日即再返回重庆矣。倘非孝远先生宴请（仲纯之妻真是闭门谢客），即有行李之累官，亦被迫返重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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